在实践中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确立“生产力标准”和确立“人民群众标准”，实际上是从社会客体和主体关系的视角界定了改革的任务、性质和目标。确立“生产力标准”，为改革提供了客体尺度；确立“人民群众标准”，为改革提供了主体尺度，从而使评价标准达到了科学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所谓科学尺度，就是从客观规律的角度来认识、评价社会发展状况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谓价值尺度，是从主体，即人民群众的需要的角度来认识、评价社会发展状况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检验社会制度、体制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满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需要，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群众利益。确立“生产力标准”和“人民群众标准”从客观规律和人的需要这两个维度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  

如果仅仅发展生产力，而不去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要，不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仅仅在主观动机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发展生产力，就不可能具备物质基础去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力，认为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主义本身又秉持人民立场，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为人类谋解放的学说。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必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三.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给我们的又一重要启示，就是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科学。任何一门科学都以研究和把握某种规律为己任。任何一种学说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研究、把握某种规律。正是由于深刻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正是由于深刻地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正是由于所关注的重大问题仍然契合着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所以，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又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可超越的视界”和真理。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不仅必须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而且能够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笔者断然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距今170年，已经过时。这是一种“傲慢与偏见”。我们不能依据某种学说创立的时间来判断它是否是真理，是否过时。“新”的未必就是真的，“老”的未必就是假的，萤火虫不是北斗星，“后海不是海”。真理只能发展，而不可能被推翻。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80年代的结构危机、90年代的金融危机，以及21世纪的国际金融危机……这一系列危机再次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仍在不断积累和加深，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仍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力，生产资料私有制仍是资产阶级无法突破也不愿突破的“大限”，因而资本主义或迟或早，或这样或那样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就是真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客观真理。正如当代西方著名学者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中所说：“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宣布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错误。”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中国的成就和苏东的剧变也表明，沿着马克思主义开辟的道路前进，我们就会越来越接近客观真理，道路就会越来越宽广；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开辟的道路而另谋“出路”，是没有出路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真理，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终极真理”体系。从历史上看，凡是以“终极真理”体系自诩的学说，如同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一不走向没落，只能作为思想博物馆的标本陈列于世，而不是兴盛于世了。马克思一开始就反对“教条式地预料未来”，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  

责任编辑：刘循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