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中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及其在这个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打开了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闸门，破除了阻碍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障碍。透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及其在这个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我们看到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辉煌远景。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是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哲学命题具有政治内涵，是因为它契合着当时中国的政治问题，这就是，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句话，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在于，哲学具有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双重属性，我们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哲学当然不等于政治，但哲学又不可能脱离政治。哲学总是具有自己独特的政治背景，总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蕴含着政治，总是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效应。所以，哲学变革是政治变革的先导。明快泼辣的法国启蒙哲学是这样，艰涩隐晦的德国古典哲学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如此。同时，政治也需要哲学。没有经过哲学论证其合理性的政治缺乏理性和逻辑力量，没有经过哲学论证的政治缺乏信念和精神支柱，没有经过哲学论证的政治很难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正因如此，马克思极为重视“理论掌握群众”问题，认为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是人类解放的“头脑”。  

我们必须明白，哲学研究不应仅仅成为哲学家与哲学文本之间的“对话”，也不应仅仅成为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更不应成为哲学家个人的“喃喃自语”，哲学应当也必须同现实政治“对话”。我们不能“只用心观察天上的情况，却看不见地上的东西”。没有得到历史证明的哲学范畴都是在思辨太空中的“死魂灵”，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哲学话语只能是“多余的话”，脱离了现实政治的哲学研究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更是如此。马克思早就说过，和政治“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政治哲学。邓小平同志以其政治家的敏锐，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如果那样，我们在去年用大半年时间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呢？”哲学和时代的统一性首先就是通过其政治效应实现的。当代中国的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既要有自觉的哲学意识，又要有敏锐的政治眼光，才能真正把握时代精神，才能在实践活动中发现真理和发展真理。  

二.在实践中深化和发展“实践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这个标准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自然科学中，实验室方法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方法。社会科学很难运用实验室方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里，有待检验的已经不是单纯的对客观对象的理论认识，而是与理论认识密切相关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些路线方针政策都在一定的理论认识的基础上融进了如何满足人的需要的价值因素。对理论认识真伪的检验和对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检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坚持了“实践标准”，而且深化和发展了“实践标准”，这就是，提出并阐述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群众标准”。  

发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整个社会关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划时代贡献。列宁由此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特征和根本方法，就是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从而提供了判断社会发展的“客观标准”“科学标准”。按照列宁的观点，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毛泽东同志则把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作为判断政党政策好与坏的标准，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责任编辑：刘循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