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深叶茂 史苑繁荣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历史学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对于各个朝代的历史都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组织的清史纂修工程，极大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清朝历史的研究。清史纂修工程由著名清史专家戴逸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汇集一大批清史学者，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修史传统，对清史开展全面研究。经过10余年时间，清史纂修主体工程大约100卷3000多万字的文稿撰写已经结束，不久就应该可以与公众见面了。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大变化是学科对象的变化。我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作过长时间的学术讨论。20年前，我国史学界大多把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点。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认为这样分期并不科学。因为，以社会形态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1840年至1949年中国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一个社会形态分成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然是不妥当的。应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的近代史，即以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199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大家胡绳先生明确提出：“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现在，这一认识已经成为我国史学界的共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明确指出：“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明确中国近代史的学科概念，无疑是一种学术进步。在这个学科概念下，中国近代史包括了晚清历史和全部民国历史。学者可以从长达100多年的长时段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便于考察近代中国的历史轨迹及其发展规律。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历史研究中，有关近代中国的发展规律引起学者的关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经历了屈辱的历史。这就是历史的“沉沦”。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中国社会沉沦到谷底。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社会开始走出谷底、走出深渊，迈出了上升的步伐。这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标志不是屈辱，而是奋斗，是艰苦卓绝的奋斗，在奋斗中诞生了新中国。1949年成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习近平同志就抗战史研究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8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14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要以事实批驳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论”。这为抗战史研究指明了方向，也给中国近代史学者极大鼓舞。为此，国家安排了抗战研究专项工程，支持抗战史研究。作为成果之一，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已经上线，引起学者们普遍关注。

世界史研究的创新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史研究成绩显著。总体而言，面对庞大的研究对象，我国仅有为数不多的教学和科研人员从事世界史研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在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世界史学科从二级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这对高校世界史教学和研究是一种有力推动。相信再过一段时间，我国世界史教学和科研人员数量将会有大幅提升。

我国世界史学者一直致力于摆脱“西欧中心论”的研究思维和编撰模式，也在力图与前苏联的教条主义模式相区别，思考建立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思维和编撰模式。吴于廑从对世界史学科的对象、范围、主题、主线和研究方法出发，提出“从分散到整体”的总体世界史观。他认为：世界历史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是孤立发展的，只是经历了15、16世纪以来的一系列重大转折之后，才形成整体的世界史。这一看法的核心是从全局上说明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历史，可以称之为整体世界史观。这一世界史理论体系希望突破“西欧中心论”，写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有学者主张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有学者主张全球史观，这些都在世界史学界展开了广泛讨论，并出现相应的研究成果。这表明，在世界史领域，我国学者正在探索新的世界史研究模式。

责任编辑：崔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