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念与行动的交融中走出新路
贵州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社科联基地

党的十八大随着科学发展观由重大战略思想上升为指导思想,全面小康由“建设”到“建成”要求的提升,生态文明建设被摆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同时既明确了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又强调了在其他四位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文明的建设和发展中,强化生态文明理念的引领,体现生态文明的价值。正是基于对生态文明如此全面深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论断。这对于后发赶超中的贵州,更加坚定了我们理念与行动交融的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运作取向。而这一取向所积淀的不仅有贵州历史探索中的经验,还有现实发展中的特色,更有未来追赶中必然的突破。  

生态文明理念形成中的贵州探索  

——世界共识下的区域回应  

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首先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名词——可持续发展,并将其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很快得到广泛认同的定义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达成共识,可持续发展从此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话题。  

而几乎与此同时,在中国西部贵州地域上毕节这块神奇之地上,一场对贵州今天发展理性有着深刻影响的可持续发展实践悄然拉开序幕。毕节,因地跨长江、珠江流域被称为两江上游的“生态屏障”,又因汇聚了世界上贫困地区的几乎所有特征曾被联合国有关机构明确界定“这里许多地方已不具备人居条件”。而从1988年开始,这里因历史地担当了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前沿重任,幸运地成为一块受到全党全国人民格外关注的充满希望的土地。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对毕节这个受着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经济贫困三道沉重枷锁禁锢的典型的岩溶贫困山区进行考察后提出,要把毕节办成一个生态试验区,立足于打破三道沉重枷锁的禁锢,确定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作为三大建设主题。三大建设主题各有应对侧重又彼此协同推进,聚合为一个具有密切内在关联的实施系统,将物质生产力、自然生产力、人口生产力整合为一个强大的实践动力,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共赢的试验区总体建设目标。  

贵州的春天不再寂静。正是毕节试验区建设多重效应的示范,主导贵州今天理性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在贵州越来越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的区域实践中迅速蔓延。  

省会贵阳市,2000年便开始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由此也才奠定了其十七大以后迅即进行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高端顶层设计的基础,以致成为今天国际上都有着相当影响力的现代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示范。  

红色文化名城遵义市,在着力建设具有西部山区和革命老区特色的森林城市的探索中,创建了“四在农家”模式,进而开启了今天以遵义实践为基础的全省“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创建活动。  

……  

伴随区域探索的步伐,贵州的发展同全国发展一样,逐步从不理性走向理性。上世纪90年代《中国21世纪议程》颁布后,贵州结合省情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进入新世纪强调把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贵州突出的竞争优势之一,提出要大力实施“生态立省”战略。2007年4月召开的贵州省第十次党代会又提出了实施“环境立省”战略。这一战略是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立省战略的继承和提升。这里的环境既包括硬环境,也包括软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文环境；既包括保护环境,更包括建设环境。至此,生态文明理念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在贵州这一特定的地域上,获得了其先期示范性的成功回应。  

生态文明行动推进中的贵州步履  

——“转”与“赶”中的多元文明共进  

党的十七大上,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重大实践的生态文明建设被首次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在我国便开始了其行动层面的全面推进。值得提出的是,十七大报告是在对科学发展观作出新阐释的同时,又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而“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被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目标而明确提出。显然,“生态文明”作为我国行动层面上发出的动员令,一开始就内涵着较高的文明水平和较丰富的文明元素。尤其现实中我们更无从否认的是,生态文明是一种建立在先进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文明,不只是拿来看的,而是要拿来当饭吃的；生态文明应当是一种让人普遍感到幸福的文明,要在确保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不断改善民众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  

而发展速度慢、经济总量不足和发展方式粗放、经济质量不高,是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两大突出问题,故贵州在生态文明行动推进中,既要转变发展方式,又要加快发展速度,面临着既要“转”又要“赶”的双重压力、双重任务。为了转变发展方式,必须把建设生态文明、保护青山绿水作为重要内容；为了加快发展速度,必须重点实施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两大战略。也就是说,我们既要走好生态文明的路,又要补好工业文明的课,才能实现“好”和“快”的统一,实现“加速发展”与“加快转型”的统一。为此,2010年,在全省工业发展大会上,时任省委书记栗战书强调,要坚持以生态文明理念来引领工业发展,实现新型工业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良性发展,走出一条依靠科技进步、延长产业链条、降低资源消耗、优化生态环境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贵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时任省委书记栗战书进一步强调,未来五年“必须坚持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伴随这种逐步完整、深层的生态文明内涵的解读和挖掘,贵州理性发展的思路越来越清晰,目标越来越明晰。如果说从可持续发展战略到生态立省战略,从环境立省战略到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的工业化、城镇化战略,贵州历史性地完成了生态文明理念的孕育,那么这种孕育的阶段性推进,其深刻的价值更在于它还完成了从“保护理性”到“发展理性”,或者说从为保护而保护到为发展而保护的跨越。  

而这个跨越中的生态文明行动,突出地体现了贵州生态文明行动中多元文明共进的特点,最突出的例子便是贵阳市的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党的十七大闭幕后仅两个月,贵阳市即作出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决定,内容就涵盖了基础设施、生态产业、环境质量、民生改善、生态文化、政府责任等方面。历时仅十个月后的2008年10月,又发布了包括生态经济、生态环境、民生改善、基础设施、生态文化、廉洁高效六个方面共33项指标的指标体系。从2009年开始,连续四年的“生态文明贵阳会议”,更把贵阳的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推向了国际关注的舞台。到今天“生态文明贵阳会议”更成为我国目前唯一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论坛,国家发改委又批复了《贵阳建设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城市规划》。多元文明共进的路径,使贵阳市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实现了高层面、规范化、系统性的发展,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创新区和示范区。  

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贵州抉择  

——理念与行动交融中走出新路  

如果说历史上的贵州探索回应了生态文明理念的形成,现实中的贵州步履体现了生态文明行动的区域特色,那么在党的十八大明确了“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指向下,贵州未来生态文明理念下的后发赶超,更需要在理念与行动的交融中走出新路。  

第一,要强化理念引领。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从四个方面努力:一是在目标上,努力把贵州打造成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二是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三是在行动上,切实贯彻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基本方针。四是在操作上,把生态文明建设的考评指标纳入到全省已经开展的同步小康创建活动中,把对生态文明的价值追求具体化为同步小康的行动目标和内容。  

第二,要拓展融入领域。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要求,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正如省委书记赵克志近期所强调的“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过程,在保护中开发、开发中保护,增强发展的可持续能力,实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  

第三,要推进系统行动。一是系统谋划。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远不是当初的生态环境建设,而是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领域,没有系统谋划的运作,就不可能有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推进。二是多元推进。在贵州生态文明理念形成和路径选择的过程中,政府曾经担当着几乎是独立作用主体的角色。但在今天需要把理念变为全社会行动要求下,单一的政府推动显然无以能回应其需要激活所有社会要素的需要,因此提出了政府、公众、市场三位一体的多元主体推动的需求。此外,还要配合宣传教育和文化建设,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良性运行体系。(执笔:徐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