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阳早期党组织的活动

直南革命主要策源地大名七师

直隶省立大名第七师范学校是直南革命策源地之一，濮阳各县中共党组织的创建与其有着密切的关系。大名七师创办于1923年，首任校长是被邓小平称为“革命教育家”的进步知识分子谢台臣。1926年夏，中共豫陕区委委员冯品毅在七师任教的3个月内，利用课余和辅导“读书会”学习的机会，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分析时局，启发学生对社会的了解和认识。并发展刘大风、赵纪彬、李大山加入中国共产党，播下了党的种子。此后4年间，大名七师发展党员、团员100余人，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成员100余人，合计占全校人数的三分之二。大名七师培养的大批革命骨干和建设人才，像革命的种子撒遍直南豫北大地，为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坚定政治信仰，传播新文化和革命思想，为本地区党组织的建设、革命活动的开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建立党支部

中共南乐县佛善村党支部建于1927年4月。1927年1月，在大名七师读书的中共党员刘大风返回家乡南乐县佛善村度寒假。其间，发展该村农民刘锋入党。刘锋入党后又发展了几名新党员。1927年3月建立中共佛善村党小组，刘锋任组长。4月，中共佛善村党小组改为中共南乐县佛善村党支部，刘锋任书记，潘斌任组织委员，刘介法任宣传委员。该支部属中共大名特支领导。佛善村广大农民在支部领导下，同地主豪绅展开一系列斗争，推动这一地区早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

成立中共濮阳县委

中共濮阳县委创建于1927年10月。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夕，刘大风从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提前毕业，以中共顺直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大名、濮阳、清丰、南乐一带巡视党的工作，并于这年10月在濮阳县千口村（今属内黄县）召开党员会议，传达了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建立了中共濮阳县委，刘大风任书记，李大山负责组织工作，赵纪彬负责宣传工作。县委受中共顺直省委领导。中共濮阳县委领导大名、濮阳、清丰、南乐四县党的工作。县委成立后，举办平民夜校，成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进行抗捐和反对地主、恶霸、豪绅的斗争。1927年12月至翌年3月，县委机关先后转移到南乐县佛善村刘大风家和大名县城，改称大名县委。1928年3月又迁回濮阳县井店村，复称中共濮阳县委。1929年2月15日，县委在濮阳县温邢固村召开庆祝农民算账斗争胜利大会时，遭到濮阳、内黄、滑县反动民团联合武装袭击，刘汉生、赵纪彬、李大山、王卓如4位县委负责人被捕，这届县委遭到破坏。

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与发展

冀鲁豫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最大一块平原根据地。濮阳地区是这块根据地的中心区和发祥地。1940年2月至5月，宋任穷、程子华统一指挥八路军发动讨逆反顽战役，将顽军石友三、高树勋、丁树本等部驱赶到了冀鲁豫的边缘地区。濮阳地区全境被八路军参战部队和地方抗日武装所控制，为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1940年4月18日，根据中共北方局的决定，在清丰县王什村召开了区级以上活动分子大会，宣布冀鲁豫区党委成立。王从吾任书记（未到职），信锡华任组织部部长，刘晏春任宣传部部长。4月30日，黄克诚奉命率八路军第二纵队三四四旅、独立游击支队、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到达濮阳地区，与杨得志领导的冀鲁豫支队统一整编，仍称二纵队，杨得志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不久，冀鲁豫军区成立，黄克诚兼任司令员，崔田民兼任政治委员。1941年1月15日，冀鲁豫边区军政各界代表300余人在内黄县张固村召开了冀鲁豫边区行政主任公署成立大会。大会选举晁哲甫为行署主任，崔田民、贾心斋为副主任。冀鲁豫区党委、军区和边区行政主任公署的建立，标志着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1941年7月1日，冀鲁豫、鲁西两个区党委合并为冀鲁豫区党委，张霖之任书记。随后，两地军区、行署和群众团体等也进行了合并。鲁西区并入冀鲁豫区后，扩大了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范围，逐步健全了边区党政军群组织机构，壮大了力量，冀鲁豫革命根据地从此进入了中期发展阶段。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冀鲁豫分局，任命黄敬为书记，领导冀鲁豫、冀南两个区党委。1944年5月11日，冀鲁豫、冀南两区合并，区党委机关撤销，各地委直接由分局领导。1945年10月，两区分设，恢复了两个区党委、军区和行署。194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冀鲁豫边区建制，成立平原省。

濮阳各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

1940年初，在讨伐顽军石友三部的战役中，国民党濮阳专员丁树本南逃，濮阳各县县长也随之逃离本县，出现了既无顽军、又无日军的暂时稳定局面。3月10日，范县在孟楼村召开群众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范县抗日民主政府，民主选举刘玉如为县长。3月上旬，濮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城关镇北街耶稣教堂成立，民主选举王鹏程为县长。3月14日，清丰县党组织在县城东校场召开全县军政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袁士先任县长，宣布建立清丰县抗日民主政府。同年4月22日，南乐县委在县体育场以抗日救国会名义，召开全县群众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刘法尧为县长，宣布成立南乐县抗日民主政府。同日，濮阳县在刘芦堂村召开了万人选举县长大会。在冀鲁豫区党委一地委负责人唐克威主持下，濮阳县各区代表通过提名和举手表决方式，选举王卓云为县长，宣布濮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会后，武装护送县长进城，城内各界人士列队欢迎。

濮县、范县的民主民生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濮阳党组织发动群众进行以减租减息、“反黑地”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民生运动，是以濮县、范县为试点取得经验后全面推广的。1942年9月，冀鲁豫区党委抽调500余名干部组成了政民工作队，到濮县、范县两个县搞试点，政民工作队协助当地抗联发动农民开展民主民生运动。濮县从反贪污、实行合理负担入手，然后进行减租减息和改造村政权；范县直接从减租减息入手，然后进行反贪污、查黑地，再开展改造村政权工作。濮县、范县通过民主民生运动，调动了农民抗战与生产的积极性，密切了军民、政民关系。1943年1月，濮、范二县试点工作胜利结束，他们工作的经验和成绩被推广到全区，各县的减租减息运动亦普遍地开展起来，其运动形势正如万里形容的那样：“在纵横二三百里的地面上，无村不运动，无村不斗争，处处点火，村村冒烟。”

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濮范观

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濮（县）范（县）观（城）三县是以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区闻名于世的。直南和鲁西原分属两块相对独立的根据地，在组织关系上分属两个区党委领导。鲁西、鲁西北和泰西属鲁西区，中心在梁山、寿张、范县和郓城的结合部一带；直南、豫北和鲁西南属冀鲁豫区，中心在内黄沙区一带。进入1941年以后，形式逐渐恶化，鲁西和冀鲁豫的日伪兵力明显增加，安设据点130余个，对根据地形成了分割包围之势。又加之这一带连续遭受蝗虫和干旱灾害。在敌祸天灾之下，根据地日趋退缩，比上一年缩小了三分之一。特别是在冀鲁豫沙区一带，经过“四一二”血腥“大扫荡”，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在这时，鲁西的濮（县）范（县）观（城）三县，是日军兵力部署的间隙地带，天灾相对较轻，特别是范县和观城县，自1940年八路军首次反击石友三等顽军各个战役取得胜利后，一直未被敌伪占领。1941年夏，鲁西和冀鲁豫在观城县红庙合并成立了新的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随之，边区的党政军机关和医院、学校、兵工厂等也转移到濮（县）范（县）观（城）。这时，中心区已大体形成。到1942年，形势进一步恶化，在东至津浦、西至平汉、北至石德、南至陇海的偌大个冀鲁豫，只剩下濮（县）范（县）观（城）三个未被日军盘踞占领的完整县了。日伪曾扬言：八路军只剩下个破（濮）饭（范）罐（观）了，一砸就烂。于是在1942年和1943年的两次秋季大扫荡中，调集重兵从四面八方向中心区“铁壁合围”，实行“蚕食”“扫荡”，妄图摧毁中心区，经过党政军民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和深入开展民主民生运动，中心区更加巩固、坚强起来。自1943年下半年起，冀鲁豫军区部队以中心区为依托，向盘踞在中心区外围的日伪军连续发起攻势作战，使根据地逐渐扩大。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好转，冀鲁豫党政军机关先后转移到清丰、濮阳和菏泽等地。

东干城会议

为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进一步巩固扩大冀鲁豫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边区各项事业的发展，1945年3月14日至4月12日，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2个专署，116个县的218名参议员（其中中共党员约占1/3）在濮阳东干城（今濮阳市华龙区孟轲乡东干城村）天主教堂，召开了历时30天的冀鲁豫边区参议会。会议由孟夫唐代表参议会主席团致开幕词，中共冀鲁豫分局代表宋任穷、军区代表杨勇等分别讲话或发言。3月17日至3月19日，冀鲁豫监参会办事处主任赵明甫、行署主任孟夫唐分别作报告。3月20日至26日，各参议员进行分组讨论。4月2日至9日，各参议员讨论提案。4月12日大会进行了选举。申伯纯当选为本届（第二届）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议长，晁哲甫为副议长；杨秀峰、薄一波、戎伍胜、徐达本、孟夫唐、贾心斋、王笑一等26人为边区政府委员，其中，杨秀峰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戎伍胜当选为副主席；孟夫唐当选为冀鲁豫行署主任，徐达本、贾心斋当选为副主任。选举结束后，举行了参议会、闭幕典礼和边区政府行政委员就职典礼。大会还通过了各级政府改为委员制、民主选举等重要决议。这届参议会在边区民主制度建设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前进了一大步，不但对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建设巩固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全国其他根据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提供了成功经验。东干城会议选举产生的冀鲁豫边区议（会）行（署）合一的政权，是新民主主义性质地方政权的雏形，开创了中国民主建设的新途径。

濮阳各县的土地改革运动

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农村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也是夺取革命战争胜利最基本的保证。根据中共中央“五四”指示，从1946年6月下旬开始，濮阳各县土地改革运动陆续展开。各县抽出大批干部组成土改工作队，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组织农会和群众一起斗争地主，分配土地，对剥削重、民怨深的汉奸、恶霸地主进行坚决的斗争，没收他们的土地。对一般中小地主及富农则采取说理斗争的方式，是之把多余的土地交出来。清丰县最早进行了土地改革，至8月底，全县从地主手中获得40889亩土地复归农民所有。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以《坚决支持农民要求，清丰土地改革初告成功》为题作了专题报道。1947年2月1日，冀鲁豫行署发布《迅速实行土地改革的布告》后，濮阳各县土地改革运动再次形成高潮，开展翻身大检查，实行填平补齐，广大农民群众在分得土地的同时，还从填平补齐中得到一定数量的房屋和财产，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随后的土改复查工作中，濮阳各县落实党的反“左”纠偏政策，结合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普遍丈量土地，设立地界，颁发土地、房产证书，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农民群众的地权和财权。从此，在濮阳地区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濮阳各县的生产救灾运动

自1941年以后，濮阳地区连续遭受旱灾、蝗灾。1942年，从春到秋，数月无雨，麦秋几乎绝收。1943年，旱情更加严重，旱灾之后，大部分地区蝗灾又至，严重的地方，飞蝗遮天蔽日，几天竟能把大片秋禾全部吃光。从1941年至1943年，日伪对濮阳地区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达上百次之多，国民党顽固派也加紧了反共活动。人祸天灾，给濮阳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报载，1942年南乐县饿死1.7万余人，清丰县饿死2.7万余人。根据地面积急剧缩小，抗战困难局势达到了顶峰。面对严峻的形势，从1942年秋开始，冀鲁豫边区政府认真组织抗灾救灾工作。1943年初，冀鲁豫行署提出“生产救灾”和“互助度荒”的口号，在灾区扎扎实实地开展生产救灾运动。政府采取组织纺织运输合作社，运粮、打井、熬硝晒盐、贷款等办法，开展生产自救。组织灾民建立互助组、合作社，并把灾民合作社作为发动与组织群众生产的主要形式。合作社本着自愿结合、等价交换的原则，灵活地组织以工换工，调剂劳动力，从事生产。通过种种措施，到1943年秋，濮阳党政军民终于战胜灾荒，渡过抗日战争在艰苦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