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历史的态度 决定历史剧的高度

《中国戏剧》约稿，要我根据自己创作历史剧本的得失谈谈体会。这些年创作的历史剧本有《曹操父子》《宫锦袍》《大风歌》《庄妃与多尔衮》《齐王田横》《盛世君臣》《敕勒川的女儿》等。另外，还有几部历史剧，分别被京剧、豫剧、越调、婺剧、锡剧、秦腔、上党梆子、漫瀚剧等剧种排演。正好借这个机会，将创作历史剧本的思考，做一个回顾和检讨。  

一、历史剧必须姓史  

不管是为了给自己的艺术虚构留置更为广阔的空间，特意把将要创作的剧本标明为“新编历史故事剧”，或“历史传奇剧”，还是强调自己创作历史剧本的严谨，把将要创作的剧本设定一个更为高蹈的标杆，既然是根据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来创作，那么，不管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还是三分史实七分虚构，它都必须首先姓史。厨艺再高的烹调师，再怎么花样翻新，也不可能把广东芥兰做成蒜蓉油麦。不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所谓的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写实还是写意，都将是无本之木。  

历史都是信史吗？当然不是。即使史官用“太史简”“董狐笔”秉笔直书，在记录和撰述过程中，也难免有文字上的修饰。就连我们读历史，何尝不是带着自己的预设去研读？更不要说历史大多是胜利者书写的，会有意忽略和涂饰些什么。历史的本真和留存下来的实录，出入之大，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即使被鲁迅先生推崇的司马迁的《史记》，也是既肯定它是“史家之绝唱”（史学价值），又褒奖它为“无韵之离骚”（文学地位）。我国自古就有“文史互通”的说法，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作也被称为“诗史”，“以诗证史”更是被更多的历史学家所重视，所沿用。既然历史不完全是实录，我们就可以在遵循历史剧必须姓史的前提下，大胆想象，合理虚构。  

二、历史的硬度与温度  

历史犹如冰封万千年的珠峰，不管有没有人探访，它都硬生生、冷冰冰地存在着。既然如此，历史真相可以触摸得到吗？答案是肯定的。不管历史的矿藏多深，历史毕竟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我们肯下功夫，探赜索隐，至少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相。经过长久的训练，自然会煅炼出如孙悟空一般的洞察历史的火眼金睛。  

历史不仅是有硬度的，更是有温度的。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插曲《历史的天空》唱得好：“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湮没了黄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更多的时候，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是以文学形象活在典籍里，这种文学形象甚至远比历史本身更鲜活。比如刘邦，比如项羽，比如曹操，比如鸿门宴，比如霸王别姬，等等。以《史记》对刘邦和项羽的记载（实则为描摹）为例。后人根据刘邦和项羽的史迹创作的文艺作品如恒河沙数，但都没有司马迁笔下的刘邦和项羽更为生动、鲜活。比如，同样是看到秦始皇威威赫赫的仪仗，草根出身的刘邦发出的是艳羡：“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贵族子弟项羽表现的则是自负与霸气：“彼必可取而代也！”短短一句话，便使他们的家族背景、抱负志向、人物性格，跃然纸上。  

刘邦与项羽都不是文人，但他们却分别以一首《大风歌》和《垓下歌》为自己留下了千古文名，为雄浑豪迈的汉风开了先声。《大风歌》与《垓下歌》虽然都沉雄苍凉，但项羽吼出的是英雄末路的生命绝唱，刘邦吟出的却是雄主暮年的人生悲歌。吟到动情处，项羽“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刘邦则“慷慨伤怀，泣数行下”。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时候流露的性情最真挚。“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穷途末路之时，项羽这位喑呜则天地无光、叱咤则风云变色的霸王至死都不肯认输。“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也，非战之罪。”但他毕竟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无力保护了，空有护花之心，只有徒唤奈何。  

而刘邦吟出的内心世界更为丰富。我在《<大风歌>创作追记》中写道：“要用同情和理解，甚至悲悯的目光来审视刘邦，要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写一个悲剧的刘邦。”刘邦坐稳江山之后，“汉初三杰”的韩信被杀了，张良躲到终南山养病去了，只剩下一位与他同乡同里、患难与共几十年的萧何。我为刘邦设计了这样一段台词：“朕身边虽有樊哙、灌婴之辈，但他们徒有冲锋陷阵、摧城拔寨之勇，却无韩信等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才。一旦兵衅重开，还需要朕御驾亲征。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啊！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啊！”后来英布造反，刘邦以年迈多病之身，果然不得不御驾亲征了。《大风歌》的前两句踌躇满志，霸气侧漏，第三句却突然透露出前途未卜的焦灼、担忧。假如说，失败者项羽悲慨的是人的无法胜天，那么，在胜利者刘邦的《大风歌》中，也响彻着类似的悲音。  

创作《大风歌》的时候，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还相当强烈，曾求教于章先生。章先生说的话至今记忆犹新：“你得想办法让它活呀！”正是要“想办法让它活”，后来锡剧王子周东亮决定排演的时候，才在刘邦的功业方面倾注了更多的笔墨。这样做，并非是刻意拔高，也并非完全是“合为时而著”。刘邦与萧何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政治家，他们对汉民族的强大统一，对汉文化的弘扬，有决定性的贡献。汉初制订的国政，不仅使饱受战乱的中国得以休养生息，还为以后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梦回长安”其实是中华儿女对大汉帝国的遥远回想，也是向刘邦与萧何这一对圣君名臣的致敬！所以，剧中刘邦的核心唱段被专家誉为“皇帝的咏叹调”，主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群雄逐鹿，裂土分疆。一介布衣，起兵泗上，七年称帝收民望，大汉肇基国运昌。慷慨沉雄永回响，一曲大风歌刘邦”，也被很多人称道。  

正因为历史是硬生生的客观存在，我们就应该尊重它、敬畏它，即使存疑、探究、求真，也要小心翼翼，不做破坏性采掘。正因为历史是有温度的，是鲜活的，这就为我们热情地拥抱历史，赋予历史新的生命，提供了无限可能。不管是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还是英国哲学家柯林伍德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思想史”，都强调了历史的当代价值。这就为我们“发思古之幽情”，探寻历史神韵，创作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三、历史剧虚构的尺度  

黑格尔在《美学》中写道：“不能剥夺艺术家徘徊于虚构与真实之间的权利。”美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在《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中说：“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剪去艺术家才思飞扬的翅膀，限制他们合理想象和艺术虚构的空间，哪来的伟大作品？但，虚构有界限，下笔需谨慎！  

有人说，文艺作品的主要功能不是求真，而是审美，更要传神。但是，审美、传神必须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上，再漂亮的塑料花都没有几近凋零的自然花有质感。真善美的前提首先是真，没有真这个前提，善与美都是没有根基的。  

艺术拥抱真诚，永远拒绝虚假！  

艺术真实虽然不等同于历史真实，但是艺术真实必须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演绎和虚构，不能戏说，不能随心所欲地解构。哪个“说古”者都不满足于仅仅把故事说得生动。特别是从事历史题材的创作者，更渴望让读者（观众）相信他笔下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是真的，是活的。  

问题是，虚构不难，求真唯难，传神更难！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不管是“红内线”专家，还是“红外线”专家，不管是索隐派，还是考据派，纵使他们引经据典，口吐莲花，谁又能真正走进“剧作家”曹雪芹苦痛的内心？更遑论那些哗众取宠、云山雾罩的伪专家？  

虽然求真很难，但也不是没有可能。我曾做过一次《沟通古人与今人的心灵》的讲课，我讲道：要走进古人的心灵虽然很难，但是仍然具有很大的可能性。不然，就不会有心有灵犀一点通、心心相印、声气相求等词语了。从产生文明史到如今，湖海山川、社会制度、伦理道德等都有或大或小的变化，唯有人的情感态度和审美趋向大同小异，基本的求真、向善、审美是永恒的。正是有了这种恒久的情感态度和审美趋向，才为今人与古人沟通心灵，提供了无限的遐想和可能。  

存疑，辨伪，求真，在这个基础上合理想象，谨慎虚构，才可能使作品扎实可信。虚构的不一定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但一定是可能会发生的事。只要在符合当时历史背景下构置的环境是典型的，那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做的一切，才会是令人信服的。  

在为天津青年京剧团创作的《曹操父子》中，我曾经设置了这样一个情节：曹操病危，将要把象征权力的百辟刀赐给曹丕。生性多疑的曹丕截获了曹操要秘密召回曹彰的许褚，而许褚又挣脱绳索逃回了曹操养病的延秋宫。曹丕知道杀伐决断的父亲不会放过自己，便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给父亲进献了疗治头风的千金追风汤（实为七步可追命的断肠丹）。设置这样的情节，是建立在被后人广为接受的曹操的多疑善猜的奸雄性格上；建立在曹丕酷肖父亲，也是一个狠角色上；建立在中国历史上的非常时期，权力从来没有和平交接过的一幕幕活剧上；建立在曹操与曹丕“知子莫若父”和“知父莫若子”的“惺惺相惜”上。更为重要的是，曹操与曹丕这两位典型人物，在一步步构置的典型环境中，必然会采取火星撞地球的“合理”行动。所以，很多专家都认为，虽然遍查史籍没有这样的记载，但又都认为这是情势发展的必然，并没有觉得这是剧本的硬伤，反而很欣赏地接受了编剧的“胡编乱造”。  

在给青岛京剧院创作的《齐王田横》中，矛盾冲突主要集中在刘邦与田横身上。但是，历史上刘邦与田横从来没有正面冲突过。不过，刘邦不断派出和谈使者，并对田横发出“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的诱饵，和“不来，且举兵加诛焉”的死亡威胁，则是于史有证的。即使这样，我也没有让刘邦与田横面对面直接发生冲突，而是采取了隔空对话的方式。为了增加他们隔空对话的合理性，丰富对话内容，我不仅增加了刘邦的和谈使者郦商的戏份，也给田横设计了一个腿脚快、身子轻，来无影、去无踪，鸡鸣狗盗是祖宗，人送外号鸡鸣童的信使。因而，他们的隔空对话既是扎实的，又是心灵感应式的。  

在剧中，我为刘邦与田横构置了这样一个亦真亦幻的对话场景：刘邦驻跸尸乡（原名西亳，因刘邦与项羽会战于荥阳之时死人太多，当地百姓以沟为墓，筑土为丘，掩埋了数不清的亡魂，从此将此地改名为尸乡）。星月惨淡之夜，流萤明灭，松涛声声，气氛诡异而肃穆。共同回荡在刘邦与田横耳边和心头的，是流传于齐东地区的挽歌——《薤露歌》：“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兮何时归？”在这样的“典型环境”下，刘邦与田横又开始了新一轮、亦真亦幻的隔空对话：  

刘邦：（唱）此曲曾在东海听，今晚听来更惊魂。  

田横：（唱）此曲宇内皆传诵，乃因百姓厌纷争。  

刘邦：（唱）战乱久，苦了众百姓。  

田横：（唱）金瓯缺，误的是苍生。  

刘邦：（唱）经百战，朕也是侥幸取胜。  

田横：（唱）遭荼毒，我依然激愤难平。  

刘邦：（唱）驻尸乡，朕更悬念你田横。  

田横：（唱）居鳌山，西行之事总萦心。  

刘邦：（唱）田横啊，朕对你三敦并五请……  

田横：（唱）刘邦啊，我早已抱定必死心。  

刘邦：（唱）田横啊，你如何才肯来归顺？  

田横：（唱）刘邦啊，你为何苦苦逼受封？  

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只要在大事不虚的历史背景下，苦心经营的艺术情境是真实的，发生的一切，观众都会信服地接受。  

四、传历史之神  

历史真实不可再现，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只能无限企及。但可以把生命体验和感受融入历史，并以此逼近历史真实，传达出历史的神韵。我国文学界和史学界都认可“文史互证”的说法。钱钟书曾说过，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未吐露的心理……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既然历史本身就具有文学性，这就给历史剧创作提供了借鉴意义和遐想空间。所谓传历史之神，其实就是努力抵达历史深处，准确窥测历史人物内心，沟通古人与今人的心灵，让历史的回声与今人共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历史剧的园圃里躬耕的剧作家，谁个没有这样的情怀和抱负？  

文学是人学，又是心学，写人就必须写心。很多优秀剧作，就连剧名都是取自人名的。比如，《曹操与杨修》《徐九经升官记》《膏药章》《董生与李氏》《李白》《班昭》《皮九辣子》等。笔者创作的历史剧本，大多也都是以历史人物命名的。正是这些历史人物的个性独特，行为合理，他们的心灵让今人有了共振，今人才接受了他们或历史本真、或艺术真实的活动。  

不光是历史题材，就是现实题材的创作，也有一个去伪存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问题。我们可以不写，但是事实真相不能不明白。只有弄明白了，写起来心里才踏实，才能真正贴着地面行走。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们擅长对农民的生活方式及行为的生动逼真地‘再现’，而拙于把农民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审视；我们乐于陶醉浪花的绚丽和喧闹，而漠视对于河床的探测与开掘；我们得心应手的是‘形而下’的描摹，缺乏的是‘形而上’的理性思考；我们或是怀着敬畏的心理歌颂农民父老的优秀品质和传统美德，或是用审丑的目光对他们表象的缺陷和性格嘲弄和讥讽，而不肯用‘第三只眼’去观察生活、发现生活，更不敢用艺术家的‘特异功能’，去谛听农民父老从生命深处发出的沉重的呐喊与呻吟。”  

在根据范县退伍军人李文祥的事迹创作《尘封的军功章》的时候，我知道，他的这些军功章之所以“尘封”，一是因为范县是革命老区，比他贡献大的老革命还有很多；二是李文祥太老实。不然，省委书记来了，这些军功章怎么就不“尘封”了？省委书记怎么就“偶遇”了？老人去世以后，我赶去参加他的追悼会，再次凝视遗像上老人家的眼睛，并颇为动情地写了一首诗《李文祥的眼睛》：  

老人家，  

第一次采访您，  

击中我的不是您的光荣，  

也不是因为您是英雄，  

而是您的眼睛。  

您已经是耄耋之年了，  

眼睛还是那么纯净，  

纯净得如同孩童，  

纯净得让人心疼。  

孟子曰：  

存乎人者，莫良于眸。  

眸正则必然胸正。  

也许正是因为您的眼睛，  

触动了我心灵深处，  

最敏感、最柔软的神经，  

才让我有了最初的创作冲动……  

因而，剧本里，当李文祥肃立在层层叠叠的无名烈士陵园里，才有了这样的陈情剖白：  

别叫我英雄，别说我光荣，  

这奖章它不是光荣它是疼。  

不敢忘啊，一个奖章连着多少鲜活的命？  

不敢忘啊，一个奖章有多少战友牺牲？  

这奖章它是多少烈士的鲜血染红。  

因此我，不敢动，不敢碰，  

严严藏来牢牢封。  

我也盼啊，  

不管是领导还是群众，  

抽空闲常到这里走一走，  

把心净一净，让魂停一停，  

别总是每年一次在清明……  

每当演到此处，台上动情，台下动容，观众也不会吝啬自己的掌声……想成为优秀的艺术家，确实需要“第三只眼睛”和第六感觉这种特异功能。我们应该透过历史的眼睛，直击历史的心灵，传达历史的神韵。  

五、适度的矜持与高冷  

对于严肃的历史剧创作，当然要尊重历史，警惕用各种时髦的名义随意解构，臆想编造。同时，另一种现象也应当十分警惕，这就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不管写哪个历史人物和事件，都要牵强附会，努力挖掘它当下的“积极意义”，把严肃的历史剧创作庸俗化。何况，有些历史名人的行状，用现代观念来看，是背离常理和人性的。比如郭巨埋儿，比如张巡杀妻妾以充军粮，等等。其实，不用刻意比附和托古喻今，只要把戏写好，观剧者自然会领会剧作家的良苦用心，我们不应低估观众参与创作的能力。  

让历史剧必须姓史，还在于历史如陈年普洱，幽沉而醇厚。让历史剧矜持一些，高冷一些，更有利于其生命力的恒久。矜持与高冷不是提纯和精致，不是远江湖而趋庙堂，不是重思辨而轻观赏，更不是扼杀它有着旺盛生命力的草根气质和烟火气息。  

将帝王生活民间化了的《三哭殿》（原名《贞观家事》），《打金枝》（原名《满床笏》）等历史剧之所以成为久演不衰的经典，大概首先来自于对“衣食父母”（观众）俯身屈就的亲民写作。这种乡间士绅般的从容与淡定，似乎更契合笔者主张的矜持与高冷。如果总是热衷奔竞趋奉，总是对衣食父母居高临下，被“亵渎”了的衣食父母，有足够的理由拒绝这样的耳提面命。  

这样的道理恐怕很多创作者都明白，但知易行难，是温水煮青蛙，长久的驯化使然？还是无奈的妥协？难说，更难尽说。还是效颦一下曹雪芹，诌几句顺口溜打住吧：  

创作历史剧，甘苦我自知；  

得失常检讨，还需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