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光

目光  

——我记忆中的朱景汉校长  

滑县一中是我心中的一块圣地，那里许多师长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我与朱景汉校长还有过三次近距离接触，最令我难忘的是他的目光。  

1965年9月1日，我拿着安阳专区中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的“录取通知书”和滑县一中的“报到须知”，跨入这所向往已久的河南省重点高中。第一次班会上，班主任段德银老师在介绍学校概况时，特别说到我们的朱景汉校长是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参加过“五卅”运动的“豫北地区的教育权威”。  

随后的一天下午，全校师生集中在大礼堂召开迎接新生大会。朱校长来了，登上主席台之前，他向我们一年级的座位走来。我们是一年级一班，我又是一班的排头，于是朱校长就在我的面前弯下腰，问我叫什么名字，从哪个县、哪所学校考来的。我赶紧从座位上站起来，立正着回答了名字，并报告说：“我是从浚县二中考来的！”我严肃的样子大概很好笑，朱校长和一旁的几位老师都笑了。朱校长说：“浚县二中很棒啊！今年录取浚县十几名学生，你们浚县二中占了7名吧！”接着，他温暖的大手就放在我的头顶上，又弯下腰问：“多大了？”我答：“十五岁！”段德银老师在一旁说：“还不满十五岁，全班数他最小，全年级也数他最小啦！”朱校长哦了一声，直起身子，大声对全礼堂的同学说：“大家记住，咱们全校最小的小弟弟叫许—清—林！”在一片掌声和笑声中，朱校长登上主席台，我则觉得自己被无限的亲切和温暖包围起来，完全没有了新入校的那种陌生感。而朱校长问话时那充满智慧的目光，则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30多年后，偶遇高年级的一位师姐，我想作自我介绍，她却笑了，说，你一入校，朱校长不就介绍了嘛！我就记住了那个穿着蓝道道粗布褂，又瘦又小的小个子！  

高中是人生的重要阶段，上个世纪60年代更是如此。但是我们进入滑县一中，学校却要求在好好学习的同时要加强体育锻炼。食堂前面大大的黑板报上，还登出毛主席年轻时提出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于是，同学们体育锻炼的积极性非常高。我体质较弱，身材瘦小，但也下定决心，加强锻炼，让体魄强壮起来！每天早上,不等起床铃响我就起床,到北院大操场跑步。一开始能跑三圈,两个多月后,就能跑上五圈了。  

那是初冬的一个早晨，我照例早早起床到大操场跑步。开始跑第五圈时，大喇叭响起来，广播通知各班的班干部到大操场西侧的主席台前集合开会。听到广播，已经跑到操场东侧的我，为了完成自己制定的“每天跑五圈”的任务，没有立即向西侧的主席台靠拢，而是加快了速度，继续沿着跑道，经操场北端南折到西侧，再跑到主席台前，在朦胧的晨光里找到自己班的位置，在队伍的末尾站下。这时，主席台上已有老师在讲话，我因为心跳得急促，竟听不清老师在讲什么。正要努力去听，眼前却突然一片漆黑，手脚也动弹不得，身体也要倒下去。当时的唯一意识是：向前倒！就在撞向前面同学的同时，我失去了知觉。等再清醒过来时，我是伏在又高又瘦的陈守诰老师的背上，进入了南院。听得见陈老师大口大口地喘气，感得到他那长长的双腿在飞奔。几位老师和同学跟在后面，我听到了他们气喘吁吁的声音。  

很快就来到校医务室，陈老师把我放在床上，王金波医生一面为我听心脏、看瞳孔、清理包扎脸上的擦伤，一面向老师们询问情况。突然，人们都不说话了，王医生也站直了身子。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来：“怎么样啦，怎么样啦？”是朱校长来了。我正要坐起来，朱校长温暖的大手已经按住了我的肩膀，“躺下，躺下！”他轻轻地说，并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颊，两只眼睛充满着慈祥的目光，盯着我,嘱咐道：“不要动，不要说话，好好休息休息！”接着，朱校长向陈守诰老师和王金波医生等人询问有关情况，听到我的心脏没有什么器质性问题，属于“运动性休克”，朱校长有些严肃地对几位老师说：“运动性休克，这是个容易被忽视的常识问题。学生们不懂得，当老师要向他们讲清楚。这个问题一定要引起大家重视，一定要讲清楚、讲清楚！”说完，朱校长转过身，向我讲起运动性休克发生的原因和运动时必须注意的事项。我听清了，记住了，泪水却蒙住了眼睛，流到了两鬓的头发里。  

1966年是个令人难忘的年头，政治气候随着气温在一天天推高，一进夏天就发生了热爆：废止高考，学校停课。滑县一中是省重点高中，安阳地委重量级的工作队一进校，就传达文件，动员发动。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全校师生集中在灯火通明的南校园操场，参加工作队召开的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按照文件精神，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教师的命，动员要求首先就是要向教育学术权威开炮！于是，朱景汉校长被勒令站起来。那一刻，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听不到现场的任何声音，好像一切都凝滞了。脑子里闪现着曾经近距离接触朱校长的情景，不觉又联想到在当小学教师的父亲。  

第二天，校领导办公区贴出了大字报，不少同学结伴去看了，说是写朱校长的可不少呢！那些天，我陷入深深的思考，不愿和别人去讨论和议论什么。所以，没有和同学们结伴去看大字报，而是在周五的晚饭后，独自转到校领导办公区前的一排高房后面，从东向西去看那里贴出的大字报。那些新鲜精辟的革命语言，光怪陆离的情景描述，不知为什么让我有些望而却步。正想转身离开，猛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也昂着头在看大字报。是朱校长！我赶紧向他走过去，刚要张口问候，他像是看到了我，转身把左手放到我的头上，轻轻拍了两下，轻轻地说：“看吧，看吧！”然后用一种令人不解的目光扫了我一眼，右手打开折扇，拍打着自己的后背，向东走了。  

周六晚上，我回到家里，把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告诉父亲。父亲说，天天看报纸、听广播，看来又是一场大运动，全县的教师很快就会到县上集训了。周日傍晚，我回到学校，一进宿舍，一位同学就告诉我说：“朱校长自杀了，听说是喝了敌敌畏！”我惊呆了，坐在床上久久站不起来。耳边又想起那轻轻的声音：“看吧，看吧！”头顶好像又有人在轻轻拍打。  

一个多月后，我当小学教师的父亲在集训中受审查的消息，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传到了学校。9月20日晚上，有人代表校文革勒令我“滚回家去造反”。第二天下午，我背上书籍和行李离校。家乡就在学校西面一望之遥的浚县地界，我痛哭着穿行在长虹坡里。不知道为什么，朱校长的身影不断在我的泪眼里出现，有他弯腰问话的样子，有他抚摸我脸颊的感觉，更有他轰然倒地的场景。我担心起父亲的处境，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绝望。那个时候如果身边有眼井，可能就有跳进去的冲动。我哭着走着，十多里路走了整整一个下午。太阳落山了，就要踏进家乡的村庄了，眼前突然闪过那天看大字报时朱校长扫过来的那束目光，曾经的不解竟豁然开朗：那目光里分明是面对挑战时的冷峻，是灾难降临时决心以死抗争的坚毅！我怎么在这个时候表现得像个懦夫？我站住脚，擦干眼泪，好像一切都有了改变。也确实从那以后，我少了怯懦，面对困境有了勇气，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今天。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