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改革开放40年
陈庆杰

1978年金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我进入长垣一中读书。那时候，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人们大多以窝头充饥，有的甚至上顿不接下顿，老咸菜都是奢侈品。我大多时候处在饥肠辘辘的状态，肚子好像是个无底洞。上学期间，我有一次饭后抹抹嘴和同伴商量：“要不再来个馒头？”同伴说：“好啊！”于是，一个馒头三下五除二就被我们吃没了。吃完再问同伴：“咱们吃的馒头是热的还是凉的？”竟谁也说不上来。

进入上世纪80年代，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实行，粮食产量大幅提升，人们的生活大为改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物质匮乏局面虽有所改变，但尚未根本解决。当时，我们老家流行着“听诊器、方向盘，不如一个营业员”的说法，这里说的“营业员”就是供销社的代称，其吃香程度可见一斑。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离大专线只差2分的我，1982年步入了河南省供销学校（1998年更名为河南省财经学校）学习。那时候，一个农村娃能跳出“农门”是非常不易的。在学校，我起码能吃饱了，每顿饭有米饭、馒头，可以吃上0.2元的白菜豆腐等炒菜，时不时还能吃到荤菜，当时觉得那样的生活水平就很好了。

1984年，我从河南省供销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濮阳市棉麻公司工作，当时月工资34.5元，虽不太宽裕，但也勉强过得去。那时我父亲在老家乡镇工作，月工资76元，他这个工资水平让我羡慕得不得了。我经常给母亲唠叨：“我能拿到这个工资该多好啊！”上世纪80年代末，市棉麻公司通过棉花出口创汇，换购了一批彩色电视机，我有幸买到了一台，成为同龄人中最早买到遥控彩电的人，令他们艳羡不已，好多同学、朋友纷纷找我买彩电。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我先是分到了单位的福利房，尽管面积只有50多平方米，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安乐窝，后来换了个80多平方米的房子，然后又换了120多平方米的房子。再后来，随着女儿升学、参加工作，我们家又在厦门买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小房子。尽管目前尚有月供，但总感到已解决了后顾之忧。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由市棉麻公司到市供销合作社机关工作，目睹了这个系统的起伏与发展。实事求是地说，供销合作社由在农村市场一统天下、衣食住行人人离不了的行业，到与城市居民生活联系不那么紧密，甚至成为被遗忘和不起眼的系统，我作为一个供销人，要说没有失落感是假的。但客观地说，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日臻完善，本来就没有一劳永逸、长盛不衰的企业和行业，一个行业的兴衰应服从、服务于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样想，我也就释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