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行罄竹难书 惨案令人发指
——侵华日军在濮阳及周边地区暴行警示录

历史，不因时间的久远而遗忘；暴行，不因刻意的掩饰而消弭。

80多年前，侵华日军多次在濮阳所处的冀鲁豫边区发动残酷大扫荡，常年在濮阳驻扎盘踞，制造了一桩桩惨绝人寰的血腥惨案，致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

“四·一二大扫荡”遗址、濮县惨案纪念地、血泪井、万人坑……一处处斑驳的纪念遗址，一排排矗立的烈士墓碑，穿越历史的烟云，讲述和见证着当年侵略者的暴行，成为日军侵华的一件件铁证。

机枪扫射、飞机轰炸、坑井埋人、纵火烧杀、奸淫妇女、以人作靶、释放毒气、开水浇人、抢财烧房、强掳劳工……在濮阳，日军穷尽心机无差别杀戮，丧尽天良制造人间炼狱，其暴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

为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前不久，记者走进濮阳及其周边部分陵园、遗址，走访党史方志工作者，拜访抗战亲历者，揭开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

鬼子来了 濮无宁日

谈及濮阳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苦难和牺牲，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主任齐向前说：“濮阳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冀鲁豫边区的发祥地和中心区，战略地位特殊，交通区位重要，党的群众基础较好。基于此，日军和伪顽反动势力反复对濮阳进行灭绝人性的疯狂杀戮，犯下滔天罪行。濮阳全域都是革命老区，濮阳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

早在大革命时期，濮阳就有了党的活动。1927年4月，濮阳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南乐佛善村党支部成立；同年10月，濮阳第一个中共县委——中共濮阳县委成立。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35年，日军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濮阳地区的党组织和共产党人在城镇、农村和中小学校广泛开展抗日爱国宣传教育运动，动员群众抗日救国，为全民族抗战播下了革命火种、积蓄了力量。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平津陷落，侵华日军沿平汉铁路、津浦铁路和平大公路向南大举侵略。12月后，侵略者的铁蹄到了濮阳，相继攻破南乐县、清丰县、寿张县、范县、濮县（今濮城镇）、濮阳县。濮阳大地全面抗战也由此拉开序幕。

日军所到之处，大肆烧杀、奸淫抢掠，制造了许多惨绝人寰的血腥事件。《濮阳市抗战损失调查》收录的历次惨案，《濮阳市志》和各县县志的大事记收录的日军每次扫荡，俨然一份日军暴行清单——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在南乐城门投放瓦斯弹，致使百人中毒。

1937年12月15日，日军在清丰城内挨户搜查，5名妇女受侮辱后被开肠破肚；北街村85名群众被抓，除1人逃脱外，其余84人被井绳围捆后再被机枪扫射而死；10余户的张拐村，被杀绝7户。

1938年2月，日军侵入濮阳县城前，对县城周围的村庄烧杀抢掠，残杀村民20余人。

1938年3月初，日军占领濮县后，残杀当地百姓近千人。

1938年7月18日，日军飞机在南乐县城十字街附近投弹，当场炸死49人、重伤31人，轻伤无数。

…………

“三光”扫荡 沙区遭殃

盛夏七月，微风掠过内黄县后河镇白条河社区的“四·一二”烈士陵园，“四·一二”阵亡将士暨殉难同胞之公墓庄严而肃穆。陵园工作人员擦拭着墓碑，语气沉重：“每逢清明节、七七事变纪念日、九一八事变纪念日，这里都会挤满前来缅怀的人。”

实物是历史的最好见证。1941年4月，豫北大地的沙区正值枣林待绿时节，却被日军的铁蹄踏碎安宁。时任日军中国派遣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集1.5万余名日伪军，在飞机、坦克、骑兵、炮兵的配合下，对濮阳县西部、内黄县南部和高陵县沙区，发动了为期9天9夜的“四·一二大扫荡”。这场灭绝人性的“三光”行动，将沙区化为人间炼狱。4月14日下午，日军在千口村设立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司令部后，把抓来的群众枪杀、活埋，妇女被奸后剖腹，婴儿被活活撕裂。千口村刘景佩家场院里，1000余名群众倒在机枪扫射下；硝河坡旁，数百人因拒绝脱光衣服遭毒打，枪杀后又被马蹄践踏。

内黄县杨固村更是这场灾难的重灾区，留下了万人坑和血泪井这样令人发指的罪证。4月16日起，日军在此展开疯狂杀戮。村东枣林里，100余名被迫砍树的村民中，有50余人殒命于机枪扫射；900余名周边村民被驱至空旷地带，300余人死于枪下。更残忍的是，日军将群众捆绑投进六眼水井，压石磙、浇开水、炸井口，其中一口井内便有128人遇害。村西三里旱沟与村东水沟，堆满1200余具尸体，28户人家被杀绝。

“建立根据地后，日伪军年年扫荡，但1941年这次被杀害的老百姓特别多，其中杨固村是大屠杀的中心。”“四·一二大扫荡”幸存者胡留银说，敌人像疯了一样，在村子里见人就杀、见物就抢，那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据统计，“四·一二大扫荡”致使142座村庄的数万余间房屋被烧毁，4000余名民众惨死，幸存者在伤痛中流离失所。日军不仅疯狂劫掠百姓财物，更将全沙区12.8万余株成材林木砍伐殆尽。昔日枣林密布的沃土，在侵略者的肆虐下满目疮痍，沦为浸透血泪的人间炼狱。

而今，在万人坑和血泪井遗址旁，已建起一座现代化小学——杨固小学，万人坑和血泪井由此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场所。“孩子们都知道这段历史。”杨固小学校长杨海强坚定地说。每到新生入学季，校内的万人坑遗址和血泪井纪念碑前总会响起肃穆的讲解声。学生们整齐列队，抚摸着刻满岁月伤痕的碑文，聆听老师讲述“四·一二大扫荡”中同胞们被屠戮的惨痛过往。高年级学生甚至可以一一列出日军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胡九妮一家拼死护母，妻子用胸膛挡枪，两岁孩子被残忍撕裂；米秋景的奶奶被刺刀扎死，怀中婴儿被扔进开水里活活烫死……这些真实发生的人间惨剧，让孩子们明白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不只是振聋发聩的誓言，更是守护和平、告慰英灵的时代使命。

濮县惨案 罪恶至极

时间回到1938年。同样是在濮阳这片土地上，另一桩惨案——濮县惨案发生了。

3月初，濮县城东突然响起刺耳的炮鸣。数百发炮弹如雨点般砸向县城，魁星楼等标志性建筑被炸得千疮百孔，砖石瓦砾伴随浓烟迸溅……在日军的炮火下，濮县沦陷。

那年的3月26日，8岁的叶记松和弟弟依偎在母亲身边，听长辈讲述过往趣事。突然，刺耳的枪炮声与凄厉的哀嚎声撕破了这份安宁。叶记松的父母本能地拉起兄弟俩，朝着北关西北方向狂奔。“我们让爷爷跟着一起跑，但他说什么都不愿意，认为自己年纪大了，日本人不会把他怎么样，非要留在家中。”

叶记松说啥都没想到，就在那一日，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濮县惨案，造成千余名濮县群众遇害，其中就包括叶记松的爷爷。“日军盘踞在县城的那段日子，烧杀奸掠，无恶不作，见人就杀，无论男女老幼。”回忆起那段惨痛的经历，叶记松数度哽咽。

尽管百姓四处奔逃，却难逃日军的魔爪。日军从街道、庙堂里，把没有跑出城的居民用铁丝捆绑，驱赶至北关王家的院子里。王广禄家以卖柴为生，院子里堆满劈柴和旧梁檩，院东边有一个大坑，日军用枪逼着百姓躺在坑里，然后放上木柴、梁檩、柴草，浇上汽油，放火焚烧。听到百姓的惨叫声，日军又把东墙推倒，将百姓压在坑中离去。事后，躲过暴行的群众在清点尸体时发现，多数尸体已骨肉分离，难以辨认，70名群众在这个院落中遇害。

“王广禄是我三叔，已经过世好多年了，以前听他说过日本人在这儿杀老百姓的事情。”在王广禄侄媳的引领下，记者踏入那座曾将70名濮县群众活活烧死的院落。昔日的“刑场”早已改变了模样，可当地百姓从未忘却这段血泪记忆。在濮城中心小学院内，濮县惨案纪念碑巍然矗立，“勿忘国耻”四个大字镌刻着历史的伤痛与警示，时刻警醒后人铭记这段不应被遗忘的悲惨过往。

躲进北街、东街教堂寻求庇护的百姓同样未能幸免于难。杀人不眨眼的日军将他们驱赶出教堂，与另一部分群众一同关进濮县东关张华斋家，捆绑并强迫他们躺在地上，压上门板、木材，浇上汽油，一把火烧死97人。事后，群众含着眼泪寻找亲人尸体，然而尸体血肉模糊，许多母亲紧紧抱着烧焦的婴儿，根本无法辨认。而被押往北街黄家院的群众，遭遇同样悲惨：有的被枪打死，有的被刀砍死，还有11名群众被捆着手脚溺死在猪圈。

像沙区“四·一二”惨案、濮县惨案之类的惨案，日本在濮阳还制造了很多。清丰惨案、陈寨惨案、范县“九·二七”惨案等，无一不是侵华日军滔天罪行的见证。《濮阳抗日战争史》一书描述：“诸如此类的大小惨案中，日军把开膛剖腹、割耳挖眼、沸水煮人、奸淫妇女、火烧群众、投放瓦斯弹、开颅挖脑浆、杀婴儿玩乐、抢抓苦力壮丁等惨无人道、违背伦理、前所未见未闻的行为，都用在了无辜的百姓身上。凡日军所到之处，留下的总是尸体横陈、残垣断壁、满目疮痍，比秋风扫落叶还要无情。因为秋风过后还留下枝干，而日军过后留下的却是毁灭和永远无法弥补的创伤。”

收藏报刊 再添铁证

侵华日军在濮阳的暴行，不仅出现在濮阳的众多史书记载中，即便是在日本的文化资料和报刊上，也有记载。

张国旗，濮阳县胡状镇黄村人，在北京潘家园做旧书交易生意。做生意过程中，他留心对一些珍贵书籍进行收藏，其中包括大量关于日军侵华的报纸、杂志等。这些藏品，与濮阳有关的有20余份，有的是中国出版的报纸、杂志，有的是日本出版的报纸、杂志，还有日本军方的信件等。张国旗向记者展示了他收藏的一封信，内容是一名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官兵回国后写给上司的个人参战汇报。汇报分为目录和正文，目录第十一条写有“濮阳城附近战斗”字样，正文则对濮阳城战斗进行了详细描述。还有一张出版于昭和十三年《支那事件画报》。报纸中有三张照片为日军侵占濮阳的画面，其中两张为日军开进濮阳县城，一张为日本军人在县城文峰塔上举着武器疯狂叫嚣。

“事实胜于雄辩。日本人自己出版的这些报刊、挂历、文件、信函，再次证明，日本侵华罪行不容置疑！”张国旗说。

惨无人道的侵略暴行，给濮阳地区人口、经济等带来了毁灭性打击。据《濮阳抗日战争史》记载，濮阳市在抗战期间的人口伤亡总数高达93584人，财产损失为3.11亿元法币。这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数万个家庭的支离破碎。而因战火被迫背井离乡的难民更是不计其数，他们扶老携幼，拖着疲惫的身躯在荒野中流浪，饥寒交迫，许多人最终倒在逃亡的路上。

然而，深重的苦难并未压垮濮阳人民。面对日军暴行，荣湾、温庄、魏庄、马呼四庄民众成立了大刀会，相互支援，共同抗敌；妇女们日夜赶制军鞋、军装支援前线；孩童们组建儿童团，站岗放哨，传递情报。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抵御外侮的钢铁长城，以各种方式与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

八十载光阴流转，那段浸透血泪的历史早已化作民族记忆深处的烙印。如今，内黄县“四·一二”烈士陵园的松柏常青挺立，杨固小学的课堂里的历史讲述从未间断，濮县惨案纪念碑上“勿忘国耻”的刻字依然醒目。这些凝固伤痛的坐标，不仅是对往昔苦难的铭记，更是对和平的永恒守望。它们时刻警醒着后人：唯有铭记历史、以史为鉴，方能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中，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让悲剧永不重演。本报记者 白国华 袁冰洁 樊欣欣 通讯员 周进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