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干城会议的来龙去脉

东干城会议的来龙去脉

——兼述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的发展演变

中共濮阳市委党校 贺蕊玲

东干城会议，是1945年3月14日至4月12日在濮阳东干城召开的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冀鲁豫区会议，也称冀鲁豫区参议员大会。要全面理解东干城会议及其重要意义，必须把它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晋冀鲁豫边区，又称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位于同蒲路以东，津浦路以西，陇海路以北，正太、石德路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四个战略区，分为晋冀豫、冀鲁豫两大地区。1937年冬，八路军一二九师进入太行和太岳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创立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38年9月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8月起到1941年初，一二九师一部、一一五师一部又开辟了包括直南、豫北、鲁西南在内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为了统一对敌斗争力量，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决定，1941年7月，鲁西、冀鲁豫两根据地合并，成立新的冀鲁豫根据地，冀鲁豫根据地又和晋冀豫边区合并为一个行政单位，称晋冀鲁豫边区。晋冀鲁豫边区的政权建设认真贯彻了“三三制”原则，东干城会议就是其中一个典范。

一、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原则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高度重视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1937年9月6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之后在晋察冀、山东、晋冀豫、冀鲁豫等各根据地，相继建立了边区（省）或相当于省一级的政权，县、村（乡）政权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另外还建设有边区政府的派出机关专员公署和县政府的派出机关区公署。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上述人员的分配是党的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1-742.]

1940年7月5日，毛泽东在为延安《新中华报》写的纪念抗战三周年的文章中再次重申：“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毛泽东.团结到底.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60.]

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三三制”政策提出后，根据地政权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是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较早的一个根据地。

二、“冀太联办”与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

“冀太联办”的成立。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黎城召开太行、太岳、冀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决定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作为过渡性质的晋冀豫边区统一的政权组织，并逐步建立晋冀豫边区政府。1940年8月1日，作为晋冀豫边区最高政权机关的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成立，由杨秀峰任主任，薄一波、戎伍胜任副主任，下辖太行、太岳、冀南三个行政区、15个专区、115个县。

1941年3月16日至4月5日，“冀太联办”召开第二次行政会议，邓小平同志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托在会议上提出《关于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提议》，指出：“中共北方局希望边区临时参议会之组织成分，能切合‘三三制’之原则，能真正代表各党各派各阶层之意见。”[张俊平.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的成功典范.党史文汇[J].2020，(07)：25.]会议接受了这一建议。4月5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筹委会成立，选举参议员工作全面展开。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对边区根据地建设，提出包含“加紧民主政治建设，逐步实现民选各级政府”在内的十五项主张。

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筹备期间，根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冀鲁豫（豫北、直南、鲁西南组成的小冀鲁豫）、鲁西两个军区及其所属部队于1941年6月13日开始合并，合并后的冀鲁豫军区于7月7日正式成立，同时兼八路军第二纵队；1941年7月1日，冀鲁豫、鲁西两个区党委在观城县红庙（今属莘县）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区党委，隶属于中共中央北方局。6月27日，“冀太联办”第三次行政会议，接受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6月25函商意见，与冀鲁豫区合并为一个行政单位。这样边区范围就扩大到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区，参议员扩大到197人。[张俊平.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的成功典范.党史文汇[J].2020，(07)：27.]

1941年7月7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辽县（1942年8月改名为左权县）桐峪镇桐滩村西老爷庙正式召开，133民参议员出席，其中有共产党员46名，占三分之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592.]7月9日，大会主席团根据八路军总部给“冀太联办”的函商意见，通过决议，将“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于8月15日结束，历时40天，其中临参会全体会议召开了27次，主席团会议召开了28次，充分体现了“民主”的意义。7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召开发表了题为《敌后民主政治的伟大贡献》的社论。社论指出：晋冀鲁豫边区“已使根据地具备了新民主主义的雏形，继晋察冀之后，逐步地走向模范抗日根据地”。[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山西抗战历史贡献.山西日报[N].2015-09-08.]临参会全体会议选举申伯纯为议长，宋维周（国民党员）、邢肇棠为副议长，选举李大章、邓小平、李之乾等15人为驻会委员。选举杨秀峰为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戎伍胜为副主席，杨秀峰、薄一波等15人为边区政府委员，浦化人为高等法院院长。

1941年9月1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涉县靳家会村正式成立，边区临参会也迁驻靳家会办公。1941年9月初，冀鲁豫边区各界代表开会选举出晁哲甫任冀鲁豫区行署主任，原鲁西区行署主任段君毅和贾心斋任副主任，冀鲁豫区行署隶属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与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合并成立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冀鲁豫边区实现了行政上的统一。1942年2月以后，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和边区政府又迁至涉县弹音、北原、下温等村，在全区范围内实行民主施政。这期间还召开了临参会第二次会议和临参会临时大会。

1944年6月6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布《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选举条例》，决定在全区开展参议员选举，正式成立参议会。[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选举条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三、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冀鲁豫区会议（东干城会议）

冀鲁豫与冀南两根据地的合并。为统一平原对敌斗争，加强领导，并根据精简精神，1943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冀鲁豫分局（平原分局），任命黄敬为书记。分局受北方局领导，领导冀南、冀鲁豫两个区党委。1944年5月11日，经冀鲁豫、冀南两区党委建议，北方局批准，冀鲁豫和冀南两区合并，两个区党委机关取消，各地委直接由分局领导。两军区合并，组成冀鲁豫军区，宋任穷任司令员，黄敬兼政委，统一各军分区部队的番号和建制。冀南、冀鲁豫两行署于6月15日合署办公，对外一律改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鲁豫、冀南联合行政公署名义，由冀南行署主任孟夫唐、冀鲁豫行署主任晁哲甫联合下达合署办公的文件。1944年7月，黄敬去延安治病，由宋任穷代理分局书记及军区政委。

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一届一次会议分区召开。为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进一步巩固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边区各项事业发展，在选举参议员的基础上，1945年3月2日、3日、14日，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一届一次会议分别在太行（涉县下温村）、太岳（士敏县郑庄）、冀鲁豫（尚和县东干城村）三区召开（由于战争原因），出席会议的参议员共432名。[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戎伍胜（边区政府副主席）、牛佩琮（太岳行署主任）、孟夫唐（冀南行署主任）分别在太行、太岳、冀鲁豫区参议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参议会议长、副议长，边区政府正副主席分别由三地投票选举，最后在太行开票。三个会议一致选举申伯纯为议长，邢肇棠、晁哲甫为副议长，申伯纯、邢肇棠、晁哲甫、聂真、李雪峰、吕守元等为驻会委员；会议选举杨秀峰为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戎伍胜为副主席，杨秀峰、薄一波、戎伍胜、徐达本、孟夫唐、贾心斋、王笑一等26人为边区政府委员。

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冀鲁豫区会议是在东干城（今华龙区濮东街道东干城村）天主教堂召开，因此也称“东干城会议”。会议从1945年3月14日开始到4月12日结束，历时30天。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2个专署，116个县的218名参议员参加会议，其中中共党员约占1/3。[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工作组.冀鲁豫边区革命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448.]行署主任孟夫唐代表参议会主席团致开幕词。他提出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贯彻民主政权建设的“三三制”，更加发扬民主，团结全区各层人士共同抗日，共同建设边区。分局代表宋任穷（军区司令员，代理分局书记及军区政委）、军区代表杨勇（军区副司令员）等分别讲话或发言。宋任穷在讲话中要求广大党员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发扬民主精神，与党外人士共同合作，为扩大与建设冀鲁豫边区而奋斗。3月17日至3月19日，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冀鲁豫区办事处主任赵明甫、行署主任孟夫唐分别作报告。3月20日至26日，各参议员进行分组讨论和大会讨论。4月2日至9日，各参议员讨论提案。4月12日，大会进行了选举。除了选举晋冀鲁豫边区议长、副议长、驻会委员、政府主席、副主席、政府委员外，“本届参议员大会根据实际情况，决议两署（即冀南、冀鲁豫两行署）正式合并为冀鲁豫行署，建立行署行政委员会组织，选举万晓塘、杨汉章、孟夫唐等23人为行署行政委员会委员，并选举孟夫唐为行署主任，徐达本、贾心斋为行署副主任。”“行署主任、行署行政委员业于四月十二日宣誓就职，各处、局、室负责人亦分别就职办公。”（1945年5月4日民行字第一号《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鲁豫行署通令——为公布行委会名单、行署组织机构、干部配备及启用关防日期》）[王永煜.冀南与冀鲁豫两行署合并时间考[J].历史档案，1998（08）：131.]

“东干城会议”上，开始提出的行政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中，中共党员人数超出了1/3的比例，分局领导宋任穷（分局代理书记、组织部长）、张霖之（分局民运部长兼组织部副部长）、李菁玉（分局宣传部长）主动要求放弃候选人资格。[田聚常.东干城会议[A].丰碑永树冀鲁豫[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310-317.

]爱国民主人士、前国民党滑县县长贾心斋当选为副主任。这届边区参议会在边区民主制度建设上具有重要意义，它认真贯彻了民主政权建设“三三制”原则，不但对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共同建设边区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其他根据地产生了积极影响，提供了成功经验。

四、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一届二次会议在邯郸召开

抗战胜利后，为了加强晋冀鲁豫地区的军事指挥，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20日决定成立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邓小平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刘伯承任军区司令员，邓小平兼政委。同时，撤销北方局和冀鲁豫分局。晋冀鲁豫边区划为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4个区党委和军区。1945年10月，冀南和冀鲁豫两区正式分开，恢复为两个区党委、军区和行署。

1946年3月初，刘伯承、邓小平率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晋冀鲁豫军区等党政军机关，为实现由农村包围城市向城市领导乡村的战略转变，走出深山，相继迁驻邯郸市。为加快边区政权建设，1946年3月18日至29日，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一届二次会议在邯郸市和平路硝场胡同1号召开。刘伯承、邓小平、杨秀峰、薄一波等党政军领导与来自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四个解放区的470位代表齐聚邯郸。大会审议并通过了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所作的《巩固和平推进边区民主建设》的政府工作报告、邓小平政委所作的《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听取和讨论了军区参谋长李达的军事报告和边区政府副主席戎伍胜所作的1946年财政收支预算报告。会议选举薄一波为参议会议长，补选了边区政府委员和参议会驻会委员，重新确定了边区政府在新形势下的施政方针。

五、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完成历史使命

1948年5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解放区宣告合并，两边区政府采取联合办公形式，暂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以董必武为主席，黄敬、杨秀峰为副主席，并着手准备在华北建立统一的人民民主政府——华北人民政府。

1948年8月7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河北石家庄市召开，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宣告结束。大会总结了华北解放区两年来的工作，确定了以后的施政方针和工作任务，选举产生了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董必武任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分任第一、第二、第三副主席。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同时宣布即日起撤销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和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完成了华北区的统一，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摸索、积累了经验，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10月31日，华北人民政府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移交会议在京举行，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撤销。

从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到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从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到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再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讲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思想一步步得以落实，中国共产党一步步取得了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完成了建国大业。了解这段历史，对于全面理解“东干城会议”的前因后果，更好利用濮阳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1-742.

毛泽东.团结到底.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60.

张俊平.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的成功典范.党史文汇[J].2020，(07)：25.

张俊平.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的成功典范.党史文汇[J].2020，(07)：2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592.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山西抗战历史贡献.山西日报[N].2015-09-08.

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选举条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

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工作组.冀鲁豫边区革命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448.

王永煜.冀南与冀鲁豫两行署合并时间考[J].历史档案，1998（08）：131.

田聚常.东干城会议[A].丰碑永树冀鲁豫[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31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