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有所养折射社会救济失责

    年近60岁的王某曾因抢劫、盗窃、寻衅滋事，先后7次被警方处理。由于出狱后无法生活，王某想再次回到监狱，为此他在公交车上纵火焚烧司机座椅，幸而被及时发现，未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日前，北京市丰台检察院以涉嫌放火罪对王某提起公诉，法院最终判处王某有期徒刑4年。（2月12日《京华时报》）

    王某出狱后再次犯罪，并不值得同情。但其用违法犯罪的办法，以求再次入狱而使生活有着落的犯罪理由，却让人感觉悲怆！

    事实上，王某并非第一个看上监狱“管吃管住”待遇的人。2009年，兰州一无业男子因身患膀胱癌，自制燃烧弹抢劫银行，以图进入监狱让政府出钱医治；2007年，北京顺义19岁农民李大伟，先后两次犯罪，只因患有严重的再生障碍性贫血，需要定期接受换血治疗，且费用很高。

    公民具有基本生存权益，当自身能力有限，无法实现基本生存满足时，显然需要得到政府或社会的救助与救济。而能否有一个充分保障、有力、有效的救助机制，让每一个公民在自我救助无力之下，都能够得到体恤式保障与关怀，显然也是一个政府、一个社会有无温度的体现。

    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些类似的“自锯病腿”“入狱求治”等问题，应引人反思：一方面，监狱并非救济机构，也承担不起失去基本保障公民的救济之责，况且让公民用违法犯罪的代价来实现基本生存满足，代价未免过大。拿王某来说，他4年之后出狱时，更加年迈，生活将何处寄托？

    另一方面，社会救济制度如何给他生活的信心和物质保障？这有赖政府主导下，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