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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

发布时间:2021-09-06 09:38:13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有一种精神,他没有诞生于革命根据地或革命军队,也没有诞生于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而是诞生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这就是红岩精神。1985年10月14日,原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成员、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重返红岩,挥笔写下“红岩精神、永放光芒”题词。这是国家领导人首次提出“红岩精神”。之后,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红岩精神的传承。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和“新华日报总馆纪念碑”。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也对大力弘扬红岩精神提出了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曾先后五次论述红岩精神,勉励广大党员干部“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红岩精神是如何形成的?其主要内涵是什么?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弘扬红岩精神,助力党史学习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红岩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和过程

红岩精神的形成并非偶然,它的形成与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和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有关。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就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就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红岩精神的形成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培育和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

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为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对国统区党组织的领导,中共中央在武汉设立长江局,创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初步打开了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局面。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调整侵华政策,对国民党政府实施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内部随之出现分化,亲日派公开投敌,亲英美派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共合作面临着发生逆转的危险。为适应抗战相持阶段到来的新形势,维护国共合作大局,也基于国统区的中心向重庆转移的现实,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在重庆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1939年1月16日,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为书记,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常委,其根本任务是“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同年5月,因遭日军轰炸,南方局驻地从机房街70号搬迁到红岩嘴13号,从此,“红岩”便与中国革命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自成立到1946年5月东迁,改称中共中央南京局,南方局在重庆存在约八年时间。2018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这里驻守8年,高举抗战民主旗帜,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争取政治民主和抗战胜利以及战后中国光明前途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此过程中培育了伟大的红岩精神。”[[[]我们的传家宝丨红岩精神_共产党员网(12371.cn)。]]

(二)重庆谈判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对红岩精神的培育起到了方向引领作用

抗战胜利后,为了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组成的中共代表团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以“弥天大勇”飞赴重庆,入驻红岩,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在43天的谈判中,毛泽东深入虎穴,处险不惊,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不卑不亢,在与各阶层人士的会见和接触中,胸怀坦荡、推诚相见。这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政治品格,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处危若安的胆识气魄,对红岩精神的培育起到了方向引领作用。

(三)新中国成立前后,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许晓轩、江竹筠、陈然、王朴等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红岩精神

重庆解放前夕,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关押在歌乐山上渣滓洞、白公馆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以“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的坚定信念和“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牺牲精神,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百折不挠的艰苦斗争。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不忘给为之奋斗的党组织留下全面从严治党的“血泪嘱托”,总结出八条“狱中意见”。这些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既是伟大红岩精神的忠实践行者,也是红岩精神的锻造者。正如2019年4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重庆工作时所指出的,“解放战争时期,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凝结成‘红岩精神’”。

二、红岩精神的深刻内涵

(一)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

工作在国统区的革命先辈和英烈们对党和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对革命必定取得胜利充满信心。1938年12月,周恩来刚到重庆,就面临蒋介石坚持取消共产党,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的问题,并对周恩来等许以高官厚禄。周恩来旗帜鲜明地指出,“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和做不到的”“共产党绝不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政党”。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27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全体人员给中央、毛泽东、朱德发出新年贺电,“向你们保证,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之下,我们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我们的岗位,为党的任务奋斗到最后一口气。”重庆解放前夕,面对敌人惨无人道的酷刑,江竹筠坚定地说:“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于渣滓洞监狱,她用生命诠释了伟大的红岩精神。

(二)敢于牺牲的斗争精神

革命先辈在国统区的特殊环境下,面对巨大困难展现出从容不迫的斗争策略和坚守使命的斗争意识。全民族抗战时期,周恩来、董必武等革命家领导南方局同志长期坚持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勇有谋的斗争。1941年1月17日夜里,当得知《新华日报》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新闻检察官扣压后,周恩来满含悲愤,写下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四言挽诗,并指示将其刊登在次日出版的《新华日报》上。《新华日报》编辑们用两套印版巧妙骗过了国民党新闻检察官,使皖南事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南方局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使蒋介石在政治上陷入困境,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皖南事变最终带来的是“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成为国共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关键。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玩弄内战与和谈的反革命两手。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弥天大勇”飞重庆,通过谈判斗争,迫使国民党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临行前还布下“锦囊妙计”,由邓小平、刘伯承领导上党战役,打退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和极限施压。在重庆重书《沁园春·雪》与诗友柳亚子唱和,引发轰轰烈烈的文化论战,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舆论、赢得了民心。

(三)民主团结的统战思维

在国统区的革命先辈创造性地贯彻党的统战方针,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三顾特园访张澜,与民主人士坦诚相待、民主协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桂园广会社会各界和国际友人,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推向了新的深度和广度。周恩来在重庆的统战实践主要围绕两个方面进行。一是致力维护国共合作大局,要经常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以协调对敌作战行动、解决双方矛盾冲突。对此,他曾感慨地说:“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谈判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二是要争取国共两党之外的广大中间势力,广泛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周恩来经常出入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与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等民主人士密切接触,消除隔阂,增进友谊,建立起肝胆相照的关系,促成了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的开创,作出了重大贡献。南方局在国统区的八年,正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处境最艰难、内容最复杂、规模最宏大、成就最辉煌的八年。胡乔木曾指出:“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格局。因此,可以说,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四)出淤泥而不染的政治品格

南方局革命先辈在国统区面对诱惑、危险、死亡的考验,坚持原则,不卑不亢,始终保持大义凛然的政治本色和“出淤泥而不染”的浩然正气。抗战期间,重庆曾经流传一句话——“前方吃紧,伤师失地;后方紧吃,醉生梦死”。在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陪都重庆,周恩来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并多次告诫南方局同志和从事秘密工作的党员,要经得起灯红酒绿的考验,保持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和优良作风。1943年3月18日,周恩来45岁生日,他婉言谢绝了同志们为他准备的生日茶话会,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请把这些茶点留给加夜班的同志吧!”下楼仅吃了一碗寿面,就回到办公室,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这是他留给自己的特别生日纪念,也为我们加强党性修养提供了一面镜子。1940年,上海广大华行的卢绪章秘密接受周恩来指示,为党筹集经费。周恩来曾叮嘱卢绪章:“工作环境险恶,你这个‘资本家’可一定要当得像呀。你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与各方面打交道、交朋友,一定要记住同流而不合污呀!”。卢绪章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得失,为党筹措了多少经费,已无法准确统计,仅在1949年与华润公司合并时,就一次上交资金200万美元以及广大华行的全部资产。[[[]马奇柯:《斗争实践铸就红岩精神》,《学习时报》,2021年3月5日,第005版。]]而这位在国统区出入豪门的“富豪”,在光鲜的高级洋装下,穿着的却是补丁摞补丁的内衣。1941年,肖林夫妇接受南方局指示“下海”为党经商。肖林夫妇在创办的华益公司完成使命宣告结束时,一次性向党中央上交的资金就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达1000多万美元。肖林夫妇仅给自己留下三块银元留作纪念。[[[]张国圣、周洪双:《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养成浩然正气》,《光明日报》,2021年04月07日,第07版。]]

三、红岩精神的时代价值

伟大时代需要伟大精神。新时代,我们要继续弘扬红岩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红岩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弘扬红岩精神,要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坚定的理想、坚强的党性体现到对党忠诚的具体行动中,做到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弘扬红岩精神,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

弘扬红岩精神,要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共同推动我们的伟大事业不断前进。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弘扬红岩精神,要涵养浩然正气,担当时代责任。要践行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把党性修养贯穿一生,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真正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以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共濮阳市委党校 贺蕊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