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叔的幸福时代

自父母离世后，“家乡”这个亲切的字眼，变成了几幅美丽的画面:父亲干活回家，把我高高举起；母亲做好饭菜，用欣赏的眼光看着我们吞咽；弟弟缠着我讲故事；油灯下母亲做针线陪我写字。每每想起这些，心中就充满着温暖、甜蜜又酸涩。对了，还有我本家的一位傻叔，他也是我童年记忆里的重要角色，现在，他好像成了家乡的一个符号，我每想起家乡，他就会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傻叔的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因为他家老院在街里，听老人说，傻叔出生那年，街里打井，在他门前，所以他就凑了个名字——新井。他比我大十多岁，我小时候，他经常替我家挑水，和煤。哪村上有电影，他会带着我弟弟去看。村里看电影，人挤人，后面的看不见。他个子很大，他会让我弟弟坐在他的脖子上，一晚上不放下来。有时我家有好吃的，母亲也让他吃。他心眼不够，但品质不差，他勤快，又很知道给我们家近，我们都很喜欢他。  

那时他跟他父母过，我不知道他的父母那时多大年纪，但从我有记忆时起，他们都是老态龙钟的。他们过得很不好，傻叔冬天穿的棉裤和袄，都不知用了多少年。记得棉裤和袄的下面都有接的多道布条，好像树的年轮，标志着成长的几个春秋。棉衣因年久早已褪色，自成一格的补丁满身都是，没来得及补的破洞都瞪着眼，旧棉花从洞口探出头来。袄没有扣子，他常用一条烂带子系在腰间。我觉得这条带子可能是管住身上的一点热气的开关，全靠它系住两扇衣服，收放自主。红薯干黑窝窝他家有时也吃不上，用树叶野菜充饥。那时我常说：“以后我会抓钱了，一定给叔叔买好吃的。”每当这时，傻叔就笑得很开心:“给我买烧饼、油条。”我还要加上一句:“还给你买白面馍馍、白面包子。”傻叔笑得更开心了。好像他一生的理想就是能吃上这四样饭。我和弟弟都慢慢长大了，都成了家。可傻叔家里的人逐渐减少了。原来他父母在，有人给他做饭，后来他父母去世了，连个做饭的也没有了，他真的成了“孤家寡人”。那几年，他无依无靠，像个流浪汉。  

这次老家有事，我回老家，想去看看傻叔。我刚进村，老家的人见到我都围过来。当我问起傻叔的情况时，他们都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来。“你傻叔现在可了不得，谁也没法跟他比，人家现在吃财政工资。”“我们领你去吧！你自己可能都找不到他的家了。国家给他盖了两间新瓦房。”他们一边带我走着，一边七嘴八舌给我介绍。“你傻叔是五保户，一个月国家给他发五六百元呢！他用不了。”“你傻叔穿的也都是国家给的。”“咱庄稼人都说:仨妮儿，俩小儿，不如一个五保。”这时，有人指着前方不远处:“那个小院就是你傻叔的家。”红砖红瓦，铁大门。虽不是很大，但足以驱热御寒。早有小孩给傻叔报信，他高兴得迎出来。傻叔穿着新的军大衣，军用鞋，虽六十多岁了，还很精神。他见到我很热情，让我和乡亲都到家里坐。他还自豪地说:“家里有座位，国家给了十个马扎。”他一直笑得合不拢嘴。又有村民打趣地说:“你傻叔穿的，用的、吃的、住的都由国家管。得了病国家还管给看呢！不愿做饭，就可去养老院吃现成的，你说他可到了福地里了。”傻叔还是笑。我想起小时候的承诺，便想给他两个钱让她买包子，烧饼、油条......傻叔却得意地说:“我有钱，想吃啥，咱家前都有。国家给的我吃不了。我侄子给我放着哩，你要是用，我叫他给你拿来。”我很激动，想不到傻叔竟生活得如此幸福。他很兴奋地接着又说：“管我的领导可好了，他喊我大爷，他叫我要啥都找他。”他的神情中，有他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被尊重的自豪感。  

三农政策给乡村带来了福音，村民种地打工，凭着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着生活质量。他们修街道，栽树木，在乡村建起一座座别墅，使村庄多了些许阔气。乡村再不是贫困的代名词，富裕幸福已取代了乡村的记忆。扶贫攻坚政策，又使傻叔这类人也过上了好日子。傻叔的幸福时代，还有谁没得到惠及呢？